后世稍微学过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人——甚至哪怕只是把大一公共课“法律基础”稍微学认真一点。

都不难知道90年代起，国内商标法领域，就有了“反向假冒”这个概念。

而老师讲到这个概念时，万年都只有一个案例：鳄鱼反向假冒枫叶西裤案。

那是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的时候，香江鳄（c开头那个，不是l开头那个。l开头的是法国鳄）在国内大卖，赶上了内地市场拼命追捧港货名牌的狂潮。

结果香江鳄本身产能跟不上，又没学会跟耐克那样谈代工厂的yiem贴牌加工，就学了一招：看京城的枫叶西裤产品质量不错、设计风格和质地也跟香江鳄相近，而价钱只有名牌港货的三分之一。

于是鳄家就直接问对方大量订货，枫叶厂生产一车西裤就直接拉走，把枫叶商标剪了之后打上鳄家自己的商标，加价三倍立刻转卖。

后来枫叶厂发现市面上自家的西裤越来越少，才知道原来是被人买去剪标后改头换面了，便想要打官司。

一开始鳄家完全不虚：咱又没侵犯你的商标权！咱是实打实按市场价真金白银买了你的裤子！贴的也是我们自己有100%使用权的自有品牌，关你屁事？

不过一番博弈后，枫叶厂却赢了官司，这里面的法理依据，就是“反向假冒”。

这里面的商业逻辑是这样的：枫叶厂生产了一条西裤，假设成本80，售价100，之所以只卖100，而不是110、120；

是因为企业除了赚20块利润之外，还希望同时收获“让市场上多出现1条枫叶西裤，这样就可以让人民看到枫叶品牌的机会增大一点，为枫叶这个商标积累商誉和品牌无形资产做贡献”。

换句话说，这里面是有一定的“少赚一点钱、换取多赚一点吆喝”的意味的。

用后世人更能理解的、更极端的方式来类比，那就像双十一的时候，某些牌子搞1元秒杀，之所以赔本，就是希望增加品牌曝光率。

如果这时候有其他商家做脚本、把他家的1元秒杀货都秒走后、涂掉品牌再投放市场，那明显是侵害了对方搞秒杀宣传活动的宣传效果。

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很多既有自有品牌、又给别人做代工的代工厂，在代工时往往售价反而比自有品牌贵一些——这里面的差价，就是换取了“干了活却没赚到名声”的损失。

就像一个以自己笔名写写手，如果能签千字五十块的买断。这时有大神想雇他当枪手，那怎么也得出千字八十吧——毕竟拿千字五十的时候，得到的不仅是这五十，还有名声，还有红的机会。而挂大神当枪手，“红”的潜力就归大神了。

所以，90年代那个案子，最后京城法院判了鳄家败诉。理由就是“鳄鱼的行为，导致了枫叶品牌在市场上曝光率的下降”。

然而，这些进入90年代后，人人都能理解的商业逻辑，

在1979年，却是极少有人能想到如此刁钻的角度的。

连耐克这种品牌，在79年时都还是有自己生产工厂的“重”公司。

而不是几十年后那种只有设计和品牌宣传两个部门、其余整个生产和供应链都包给越南厂的“轻量化”公司。

“代工厂给人贴牌代工时，收的价钱就是该天经地义比造自有品牌更贵”这个共识，全球也还没几个人能形成。

但顾骜却偏偏从这个角度，给了三井寿司当头一棒：

法律是没有规定，但哥就是明白告诉你，你们曰本酸素株式会社，在引进了中国的膜法技术后，获得的可不仅仅是销售设备本身的利润。

更多的是对贵社技术实力、在本行业中的国际排名的一种证明认可、一种商誉的提升。哥就像是给你当了枪手。

所以，哪怕你们赔钱卖设备，那也是应该的，别觉得多么冤枉。

几十年后，当名声和商誉、流量更值钱之后，连秒杀的人都那么多呢，你们这点算什么！

这就开启了一个船新的统计维度了。

把人们从没想到过的盘外因素，直接新定义到谈判进程中来。

就像一个本来只是在算产品毛利账的化工厂老板，突然被世界上第一个环保型政府揪住了耳朵：来来来，咱算一下综合社会效益，把你的排污治理成本也加进去……

再加上顾骜烘托的“国内唯创汇论”形势，并且给了大量的干货实证，让曰本人不得不相信“如果中国人不卖授权，他们真的会宁可亏本也自己造并创汇”。

一软一硬，两手夹攻。

三井寿司和他的法务、商务助理，渐渐溃不成军。

……

“顾先生真是奇才，罢了，这次的单子，我们原则上同意您的最终报价：未来3年内销量5套以下时，我社将按照保底价120万美元，支付专利的排他授权费。10套以下的，按20万美元一套计价，20套以下15万……”

这个价格，比顾骜一开始说的最小销量30万5的保底，确实砍掉了20%。

但已经远远超出包处长一开始定的军令状底限很多：包处长要求是10万以上就不算犯错误，15万就算立大功。而顾骜谈下来的却是24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