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趟行程，前前后后耽误了顾骜两三个星期的课业。

所以他一回校，就不得不重新回到疯狂补课的生活中。

包处长跟他说了，到1月份就可能要去沪江，搞定最后的手续、把那些滞留在香江的设备弄回来。

另外随着外资委的成立，接受香江包船王的捐赠、在沪江建立国有外事酒店的事儿，也算是一桩大政绩。沪江市的领导当初唯唯诺诺不敢上报国家，而外资委如果把对方的联络意向上达，无疑能证明外资委的工作能力。

这事儿是顾骜打探来的消息，同样也是与沪江当地政府要打交道，到时候与《沪江滩》的取景审批一起搞定，也算是一事不烦二主。

大人物，能少请托一次就少请托一次，能打包搞定就打包搞定，这都是官场常识。

哪怕不混官场，到了企业里，大老板也最恨那种一点点小事就来请示一次的唯唯诺诺职员。而喜欢那种有一定自主性、把大事儿攒一攒集中请示的，这就叫会办事。

其中的尺度，无非是“另可我多花5分钟，也要让领导少花1分钟”；如果是越两级的领导，那就是“他的一分钟值你半小时”，以此类推。

拿捏得住这个尺度的，无论在企业在机关，都更有机会成为合格的管理人才。（当然上述只是一般情况，如果是领导作风特别官僚的地方，上述比例就得放大，那都是特例。）

而1980年的春节是2月中旬，所以大学到2月初就放寒假了，外交学院的期末考试本来放在1月下旬。

但顾骜1月中旬就得去沪江公干，这就意味着学校又一次给他开小灶，提前半个月期末考试。

他只有其他同学一半的时间念书，简直紧张到了爆炸。

偏偏顾骜也意识到，在外交学院学的东西，是切切实实能直接拿来用的，对他的工作和未来发展很有帮助——如果不是在外交学院受到的训练，他这次说不定连跟邵爵士和包船王谈笑风生交朋友的手腕都没有。

加上他前世是个工科生，这两年多来他是真心觉得学到了东西。尤其是把前世通过地铁上听app课程得来的零散心得，系统化地梳理了一遍，塑造成一个文理全才。

坚持上课和补习之余，顾骜每天还有两项必定会做的事情。

一个是每天花几分钟跟萧穗煲煲电话粥，放松一下神经。

另一个就是给钱塘的姐姐，以及马风打电话。

电子厂那边的事儿，马风随时会就近帮顾骜盯着，这些日子下来，马风也成长了不少，至少懂得处理各种供应链管理上的突发事件了。

很多搞不定的事情，也让马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于是如饥似渴地找《亨利福特传》这种英文原版的企业家传记来看。

这种书当然不能作为专业的企业管理教材。但如果不考虑市场开拓、只弄弄供应链管理，亨利福特那点老掉牙的经验还是够用的，至少对于只学过英语、没学过管理的马风来说，颇有补益。这都是带着问题、带着现实中遇到的困难去学习，与漫无目标的提前学习，效率不可同日而语。

而姐姐顾敏，则要帮顾骜盯着钱塘那边的新产品开发进度：当初的“雷电战机”之所以靠杨自豪、鲁运达两个浙大本科生一个半月就搞定了，那只是因为有了西角友宏的半成品可以学习，大伙儿只是移植一下，外加修修补补。

这支萌芽一般的开发团队拉起来之后，从10月份开始，顾骜就加大投入，争取让大伙儿花3个月时间，按他的设计指示，作出两款从头到尾、由软到硬，都由中国人自主设计的电子街机来。

为此，他当时就私下拿钱让姐姐再拉两三个开发人员进来，甚至最后还拉了一个浙大的年轻男老师，名叫严磊。

是个60年代中前期、十年不可描述前、正牌通过高考的大学生。搞电机的，69年读研毕业留校任教——也就是跟韩婷那种年纪和受教育经历。

60年代，国内大学是没有电子系的，只有电机系、电气系，因为当时集成电路在欧美也才是刚刚出现不就的新鲜事物。所以如今新的电子系的老师，大多数都是当初学了电机系、后来随着技术进步，跟学生们一起慢慢摸索，学了几门电子相关专业课，就转过来的。

即使这样的人才在电子设计方面也是跟学生几乎一起学的，但毕竟其他专业基础扎实，也懂点儿研发工作的规划管理。一旦团队扩大，不再是“每个人单干研发一个项目”时，这样有点权威、有点想法的人才便很重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