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过沟通，顾骜对于贝托鲁奇和《末代皇帝》的态度渐渐明确下来：既然阻止不了，而且这个时代要刷奖没有别的选项，那么就顺势推一把吧。

艺术片的收入性利益没什么好眼红的，本来就没多少。

剩下值得谋取的，就无外乎名声、人情、人脉、历史地位这些无形资产。

名声和人脉属于基本操作，顾骜都有过两次经验了，具体没什么好赘述的。

“历史地位”方面，会谈结束后，顾骜就想到了一个可以运作的点。

顾骜前世对《末代皇帝》的很多幕后了解，都来自于矮大紧的脱口秀节目。

他由此得知《末代皇帝》是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被政府许可在紫禁城里拍摄的商业/艺术电影（资料性的不算），影片耗资巨大，中方给予的配合程度也非常惊人。

虽然，就当时的客观环境而言，“到紫禁城里全程实景拍摄”这个噱头，对于后来影片拿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着实起了一定作用。

但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种配合尺度和殊荣可能有些过了。尤其是后世到了21世纪，民间氛围逐渐变得皇汉，很多人士对一部晚清戏占据这个唯一的历史地位忿忿不平。

顾骜觉得，自己完全可以扮演一个孤独的先行者，上书言事，表明一下个人姿态，用“保护文化古迹”的大义名分，反对一下剧组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，并建议建立专门的影视拍摄基地。

“保护文物古迹”的理由，物理和科学层面当然是充分站得住脚的，因为很多古物都经不起过度曝光，每年的累计照明光通量都是有限额的，否则就会加速老化。这也是很多博物馆里之所以禁止拍照的原因。

同时，顾骜也知道，他这种反对最后当然是会失败的，所以无非是捞取这个首倡名分的义旗——这就有点像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，在建国初年上书言事保护京城的古城墙，乃至其他一些传统建筑。

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注定是失败的，没能保护什么东西，但后人会记住他们的功绩。

到了21世纪，社会舆论宽松后，多少公知文青乃至普通知识分子，开始各种纪念梁思成，甚至形成了“每当京城如何如何时，我们都应该想起咱欠梁思成老先生一个道歉”的网红句式。

顾骜今天表个态，在历史中留档，将来社会变得开始尊重历史和古文明后，自然会有人站出来为顾骜的超前想法鼓吹。

甚至眼下为此稍微被文化bu有关领导批评两句，也在所不惜，反而可以为顾骜将来毕生的正确打一打悲情牌，把他打造成哥白尼伽利略式的悲情英雄。（而且是最终成功了的，不是伽利略这种一辈子扑街的）

……

定下了这个思路后，一行人刚刚离开文化bu的办公大楼，顾骜就截住了贝托鲁奇：

“贝托鲁奇先生，我还有一点希望您配合——刚才我听乔总说、如果您接受拍摄任务，部里愿意给予最大限度的配合，包括在紫禁城内全程实景拍摄这一前人从未有过的待遇。”

贝托鲁奇并没有意识到顾骜想说啥，所以很是得意地回复：“是的，顾，这有什么问题嘛？我承认，这是吸引我接下这个任务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因素，我完全可以想象，仅凭这个噱头，将来电影完成后，在评奖时就能额外高升至少一个台阶。”

顾骜：“但我希望你跟我联名婉拒一下——咱请求有关部门出资建设一个仿景的影视城，就类似于湾湾人在湾北的那个所谓‘中影影城’那样，供你取景。这是对保护文物古迹大有好处的事情，您要是表了这个姿态，历史会记住你的善意的，中国人民也会永远把你当成朋友。”

贝托鲁奇听完，如同被蛰了一样惊叫着拒绝：“这不可能！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，我当然希望在最本真的环境里再现历史，谁会想去影棚里造假！顾，你知道我绝不会答应的！”

顾骜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劝你这样做！因为你可以白白收获名声！同时，最后那伙人还是会乖乖请你进紫禁城拍摄。

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首先国家出不起这个钱建造影城。其次文化bu那帮人，其实比你这个实际拍摄的大导演，更加希望这部电影拿奥斯卡奖、以赢得政绩，所以他们比你更肯付出！

我今天告诉你这么多，你应该心里清楚，哪些该守口如瓶。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：你如果肯跟我联名上书的话，那么，就要摆出一副我是发起人、而你是被我的大义所感动、才愿意为保护古文化而放弃一点艺术真实性。怎么样，可以做到么？”

贝托鲁奇大为不解：“贵国的主管部门比我还希望电影拿大奖？哦，上帝，我在世界各地电影界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。难道，你们是文化上过于自卑了，急需一个什么奖项来证明自己么？”

“这话不能乱猜测！请你慎言！你就说答不答应！”顾骜冷下脸来。

他刚才的话，严格来说有些把国情透给洋人了。但他是有分寸的，知道不会改变最终结果，而且没有出卖实际利益，只是多摆个姿态。

贝托鲁奇眼珠子乱转起来。

显然，他不想多生事端、增加变故风险。

但如果真如顾骜所说，不会影响结果、同时又能白白邀买到一番“热爱文化、赞助艺术”的美名，那对于一个导演而言，也是很有吸引力的。

怎么办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