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。

翁明理——嗯，也就是那个被顾驰勉为其难称作“翁叔”的家伙——第二天到了生产队，就想兜售他那套“捏得越久越值钱”的理论。

无奈，其他队员并没有他这种多年与国家斗争的经验和眼光，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。

今年，是“生产队”这种组织形态大规模存在的最后一年。因为“社队企业”就是在今年改名叫“乡镇企业”的，各地的生产队，也会陆续按步骤改名叫“小组”，只不过改名的工作量比较大，上面给的期限是年底之前陆续改完，留了点过渡的缓冲期。

以后再发的户口簿身份证上，写的就都是“某某村某某组”了。

具体的对应关系，大致是公社相当于乡，大队相当于村，队相当于小组。

有支书的最低一级是大队，也就是村。而队/组里就只有正副队长，没有枢机了。当然会计、出纳这些基层工作人员还是有的，不过这些不算干部，也没有级别。

为了推销自己的理念，翁明理优先找了生产队的队长。

“吴队长，我看昨儿个村口贴的征地勘察通知不靠谱嘛。我特地找人问了一下，听说还要建无尘车间，工人进出都很麻烦，这摆明了是要搞自动化的，解决不了村里多少人就业。

而且我看了通知上，那厂子也用不了整个村的地皮，最多占一个组搞成园区和宿舍，其他还是要等市里未来规划的。不如咱捏着再等两年，说不定以后更值钱。”

然而，吴队长还没说话呢，旁边的生产队出纳、一个中年妇女就怼了他：“姓翁的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又不是本村土生土长的村民！十几年前犯错误插过来的、还要分队里的地，你还好意思指手画脚！”

人口密集的省份，农村本来就是人多地少，所以当年对于插队的知青来混饭吃就已经有些意见了，对于那些故意犯错误丢掉工人身份、惩罚性成为农民的，那就更没好眼色了。因此这些年来，本地土生土长的淳朴农民，也是挺看不起翁明理这种人的。

大伙儿也知道，当初他就是为了抗拒去三线，故意犯错误被开除、骗取农民身份的。这年头大部分淳朴农民思想觉悟很高，自然要鄙夷这种行径。

当然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这个翁明理在队里属于比较有钱刁钻的能人，淳朴的村民嫉妒他，那也是有的——今年国家彻底放开了乡镇企业的管制，可以地方上自由发展，只要集体本身说了算就好，所以其实乡镇企业是84年国内路子最野、最有活力的一类经济体之一，仅次于个体户。

打个比方，国企也好、城市里的全民办集体也好，如今发奖金、搞激励还是比较收敛的，不好推崇狼性，也不好唯业绩论。可是在很多批了乡镇企业外皮的企业里，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。

比如鲁爷的万向集团，如今就还只是个乡镇企业性质的承包企业，人家的销售激励就非常有体系。

在其他国企、全民办集体的销售部门还跟采购部门统合在一起、叫“供销科”、坐在办公室里等订单从天上掉下来的时代。万向的销售部门已经独立出来了，跟采购划清界限，然后跑市场的激励非常丰富，提成制度也都敢实施，销售员一个个打了鸡血一样。

翁明理这个村子，今年也顺势搞了个村办企业。

在吴越之地，农民也是脑子比较活的，所以自留地肯定不会拿来种粮食，连自家吃的蔬菜也很少种，大多喜欢根据市场行情种经济作物，看什么卖得贵种什么，宁可菜不够吃再花钱买——

这也没什么稀奇，明朝的时候吴越农村就这么干了，人家不讲究“自己吃的一定要自己种”，只讲究种贵的卖出去、要吃啥再花钱买，商品经济自古很发达。无非是计划经济几十年，反而比古代保守了。

翁明理所在的这个村办企业，是做炒货坚果加工的，核桃香榧笋干什么的都做，偶尔也炒茶叶，算是专业比较对口了，把本村村民自留地产出的的副产品深加工一下，好卖得更贵一些、同时也便于储存远销。

而翁明理因为本来就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、犯惯了错误虱多不痒的人，颇有几分混不吝的胆子。所以村里的炒货厂一开张，他就去应聘了跑业务的，本市临市各地供销社乱跑、给人递烟递酒拉业务关系打开销路，赚了村企不少销售提成。

至于分配给他家承包的地、要上缴的粮食份额，当然是再花钱雇个邻居来种了。

这样的人当然是被其他老实巴交的村民嫉妒在心了，觉得他就是个刁钻之徒，当年就不响应国家号召，钻了15年的空子还不消停。

今天来挑唆吴队长，肯定又是想拿队里的利益为他个人谋好处、把大伙儿当枪使了。

翁明理讨了个没趣，幸亏他脸皮厚，依然变着法儿劝说：“吴队长，我这可是为了大家好！”

吴队长也听了副队长和会计、出纳的劝说，对翁明理冷冷地说：“你省省吧，谁不知道你是拿着跑业务的提成拿爽了，不在乎外资企业进厂招工的名额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