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竟这些州郡的钱粮本来就距离中原主战场太远，如果运到中原主战场来支援统一战争，路上运输损耗就起码好几成，不划算，拿来对付林邑人，正好是就近吃喝花掉。

所以，倒是没对中央财政产生多大拖累。

不管怎么说，今年基建支出一百二十多，关羽、赵云两路远征和吕布遣散费总共五十多亿，还有三十亿的基础财政支出、包括地方卫戍民兵的军饷、官员的俸禄。

全加起来，朝廷在199年的财政开支，居然达到了恐怖的两百亿钱！

如果换做桓帝时期和灵帝初年，这个消耗已经等于当时国家五年的财政收入了。

（注：灵帝中后期税源愈发崩坏，一年是收不到四十亿钱的，只有二三十亿。但灵帝敞开了卖官和收“修宫钱”后，把这部分加进去，政府和皇帝内帑的总收入，是远超四十亿的。

估计巅峰时加起来能有六十亿，也就是说灵帝卖官的收入已经跟原来的正常财政收入一样多了。）

这已经比去年和前年、大军跟袁绍相持一年多打河内-上党之战时，还要恐怖了。197年的时候全年开支才九十亿，第二年也才一百二十多亿。

河内-上党之战时，二十多万大军以战斗状态消耗了一年半，花了一百五十亿，那还是分摊到前后两个年份里的。

就这，当时已经让刘备捉襟见肘极为窘迫了，不得不开始谋划工商税改革，并且靠预先认捐摊派糊弄了一年多。

今年开支再次比去年这个峰值继续暴涨六七成，哪怕是正式按新法足额征上来工商税，那也是解决不了的了。

……

如今，总算是秋收结束，工商税也正式开始征收，这里面的账目缺口，让李素、诸葛亮和刘巴都触目惊心。

毕竟年初的时候，正式落实工商税法改革那阵子，刘巴就给刘备算过账：

改革后每年朝廷的盐钞盐引能卖二十多亿钱，铁税只有两亿，茶、酒税分别四五亿和十亿左右。

剩下的水能税/费十二亿、通航费加关税八亿、织机税七亿、瓷器税三亿……

（注：具体见第700章，这里稍微回顾一下免得大家忘了）

全部加起来，所有工商税都足额缴，一年可以增收六十多亿。这个数字不可谓不高——因为已经比刘备阵营目前收到的农业税总额还高了。

农业税是按照壮丁人口数乘以每年两石粮折六百钱来算的，刘备阵营现在1800万人口，大约折合800多万完全纳税壮丁，一年的农业税是1600多万石粮食、折价五十亿钱。

百姓服的徭役折价是七十多亿、人头税折价二十多亿。所以七十亿的工商税已经超过了五十亿的粮食税，跟百姓的徭役折价一样高了。

但问题是，即使这么高，面对一年两百亿的花费，还是堵不住啊！

更关键的是，因为前一年已经“透支”过了，把未来要征的商税都摊牌下去让大家认捐认购提前纳税凭证。

所以今年的商税其实是被去年的河内-上党战役军费给预支了，今年本来应该是还债不收钱的。

要想继续收，那就得巧立名目，继续“寅吃卯粮”，跟后世那些军阀似的，提前把未来的商税给收了。

在这事儿上面，刘备都有些不好意思，诸葛亮和刘巴倒是看得开些，但他们地位不足以劝刘备直接下这个决心。

而作为有现代人灵魂的李素，从情感上来说，他对于这种“政府借债常态”倒是不那么反感。毕竟他原本接受的教育是“保持一定规模的政府财政赤字有利于刺激经济发展”。

可问题是如今是199年，世界上哪来的“财政赤字”概念。

连欧洲人在罗马时代，都没有这种传统，得到中世纪后期、靠近文艺复兴那阵子，才算是出现最早的金融业者，对国王们搞投机、认购战争国债，打赢了翻倍问国王们要回来。

李素不能破坏刘备朝廷的信用，他必须巧立名目，以自愿的原则，让关西和南方的商人们主动认购“战争国债”，和平接受财政赤字的概念。

整个八月份，李素都在忙活这事儿，连关羽和吕布那边的交接工作，乃至吕布是否有发檄文揭袁绍的短，都暂时顾不上了。

八月底的时候，李素总算是拿出了一套可行的方案，还有配套的补充措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