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分两头，时间线回溯到数日之前的十月初三。

襄阳城内，“江南贡院”，第一年的常科南场考试，已经到了最后一天。

来自整个刘备阵营南部地区三个半州近四十个郡的上千名举子，为了争夺近两百个录取名额，正在进行最后的奋战。

这个录取量在后世科举看来，确实是有些大了，不过毕竟考出来的官职含金量也低些，所以也不存在官员泛滥的风险——

后世唐宋明那些科举只要考出来后实授，基本上也是副县级的官为主。而类似于“县某某分局”的官，历史上是不作为考试选拔的，都是“吏”。

李素设置的科举，四科专业考试考出来也只是县六曹起步，等于县分局领导，正八品。孝廉出来的更是候补郎官，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实习才能给到上述实职。

而考取后直授县级官职的茂才，每三年取一次，南场一次也才取十几个人，只占总取士的一成都不到。所以每三年凑十几个县令的缺还是有的。

董允、杨仪、费祎这些人，都是今年的考生，他们也有着不同的境遇和参考背景，甚至可以说刚好代表了三类不同的考生——

董允是官二代，父亲董和已经名列副卿级待遇，费祎是世家中的落魄贫寒分支，杨仪则是还算殷实的中等读书人家，只是因为年少，家族还没打算特地扶植他，只是让他跟着碰碰运气，中了是他命好。

他们唯一相同的地方，就是他们都还很年轻，全都还不满二十岁，即使试水失败了将来还有的是机会。

甚至费祎之所以被主家选来陪跑围标，就是因为看他太年少，欺负他“读书没几年，学问肯定还不行”。要是费祎今年已经及冠、族长看他成绩上暂露头角，说不定就不敢让他来了。

但到了场内，他们为前途一搏的决心都是一样的。

……

“最后一天了，忍一忍吧，这破地方，两晚都睡不好觉，怎么可能发挥得好，简直有辱斯文。”

作为官二代的董允，坐在半敞开的考房里，身上盖的是纯白色粗棉布作为被面的被子，从硬木床板上伸着懒腰起身，觉得浑身筋骨难受。

随后他用官府统一提供的粗瓷小水盆擦了脸、用一个类似于后世茶道里刷抹茶的竹丝刷子清洁了一下牙齿，然后把污水都倒到考房隔间前那条水沟里。

再从旁边的大瓷瓶里继续倒水把盆子弄干净，一会儿还得继续用这个洗脸刷牙的盆吃饭喝水呢。

整个考房里，一切东西都是官府统一提供的。无非是一张架在墙上的桌板、一张跟号房同宽的硬木床、一床被褥。还有一个装净水的大瓶、一个兼脸盆牙杯饭碗水碗的容器、还有一个便溺的小木桶。除此别无他物。

号房门口挖了长条下水道，污水可以直接倒，但便桶必须等考场内的打扫杂役统一收走。

同时所有号房的床其实都是一个底下连通的炕道，天气太冷的情况下，官府会在两端专门生火把热气热烟吹进去，让考生暖和一点。

因此炭盆这些个人取暖之物就被彻底杜绝不许带了，一来是减少作弊夹带的操作空间，二来也是防止号房密集私自生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。

不过董允并不知道，就是这样他觉得不满的条件，也已经比后世的科举条件好好得多、对士人的尊重程度也高得多了。

要是搁宋朝，好歹还把文人当成有风骨之人，而到了明清，还指望官府给你提供被褥和洗脸刷牙吃饭喝水容器？

明清号房的木板甚至都不够一个人躺平，所以那时候的科举考生中间两个晚上根本连严格意义的睡觉都没有，只是下半身搁在木板上、上半身靠在墙上，折着身体打个盹，争取尽快写完结束这个地狱。所以明清科场才偶有虚弱之人伤亡。

这一世，李素发明的科举，他已经极力争取在朝廷成本可以承受的范围内，把客观物质条件尽量弄得不羞辱士人了，让读书人学会自尊。

这也是李素深思熟虑、了解世情才做的判断。因为汉末读书人还是很要道德面子的，对羞辱比较敏感，真跟明清那么搞说不定就愤而弃考，甚至会投奔袁绍来报仇。

所以李素的原则就是：吃好喝好睡好是不可能的，毕竟众口难调。但至少让考生不会感受到饥寒、躺得平睡得着。

另外，明清防舞弊的搜身，在这里也是不存在的，但官府变着法儿以提供福利的名义做了别的安排——

所有考生进场后穿的衣服，也是朝廷公费帮忙做的统一着装，简单的棉布袍服，不许穿自己的衣服。

而且第一天进场的时候，从第一批入场到最终发卷子，足足有一个半时辰的准备时间。从卯时过半开始放人，到最后辰时末巳时初才正式考试。

进场之后所有人这三天内都不许出来了。先进去的也不会发卷子，可以在考房里眯一会儿休养精力，到了点才公布题目。

之所以留出相当于三个小时的时间进场，正是因为李素的一个创举——他在贡院大门内、考区外，设了一个隔离区，这地方是给人更衣和淋浴的。

所有人先把自己带来的所有东西留在外面更衣室，按手上的考试号牌手环存放上锁。三天后考完离场才能凭号牌回来领取。